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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后及已封为晋国长公主的石敬瑭之妻心内着急，多次在李从珂跟前提及此事，李从珂无奈，只好召亲近众臣商议，但亲近众臣看法却截然不同：韩昭胤、李专美认为赵延寿既然在汴州，他们同是李嗣源的驸马，不可独留石敬瑭；而刘延朗、薛文遇等人却不同意放石敬瑭出京。
李从珂知道此事一直拖着不是办法，便想与石敬瑭本人亲自商量一下，看看他是如何想法，便特意下诏让石敬瑭入宫觐见。不想，李从珂见到石敬瑭后，不禁吃了一惊：只见他脸色蜡黄，形销骨立，瘦得已不成人形了，而且一说话就咳喘不止，走起路来更是浑身哆嗦，行礼之后，竟连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跪在地上浑身颤抖。李从珂心想：这哪里还是三个月前那位英气勃勃的“藩汉大总管”？看样子恐怕活不了多久了，如此一介病夫，还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呢？
李从珂心中不忍，便对石敬瑭道：“石郎不只是近亲，而且还曾与我同过患难，现今我已是天子了，我不依靠石郎还依靠谁呢？”于是，当即下诏，令石敬瑭赶快回太原，职爵一律如前。
石敬瑭临行之际，李从珂特意设宴为其饯行，说道：“石郎，朕可将整个北边都交给你了。朕向你发誓：只要朕在，终生都不会让你离开太原！你可要给朕守好了。”
石敬瑭泪流满面，颤颤巍巍地答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定当……竭尽……心力，粉身……碎骨以报……陛下。”
就这样，石敬瑭终于被人用骄抬着离开了洛阳。说也奇怪，石敬瑭一渡过黄河，立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生龙活虎地弃轿换马，却哪还有一点病夫的模样！
李从珂素来不喜欢冯道，总觉着此人太过圆滑，不久就把他外放出京了，以其为同州节度使。
刘煦与冯道本为亲家，冯道一走，朝中就只有刘煦、李愚两位宰相了。刘煦性格谨密，李愚则为人刚直，二人意见多有不合，常常争吵。朝政策略每有变动，李愚就对刘煦讥讽道：“此乃贤亲家所定，改动合适吗？”刘煦因此大为忌恨，到了后来，两人竟然动不动就互相对骂，还经常闹到李从珂跟前，让李从珂为他们评理，致使许多朝政都被耽搁了。李从珂初时还能忍受，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就萌生了重新任命宰相的想法，让刘延朗等人推荐宰相人选。众人推举尚书左丞姚颐、太常卿卢文纪、秘书监崔居俭皆可为宰相。李从珂一时不能决定，便索性将三人的名字置于琉璃瓶中，然后顺次取出，先得卢文纪，次得姚颐。遂以卢文纪、姚颐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，李愚、刘煦则同时被罢免了宰相。
李愚罢相之后，心中很是郁闷，没过多久就得了重病，不久就辞世了。
然而，由于新任宰相卢文纪、姚颐资质尚浅，一时尚难孚众，李从珂只好把范延光、赵延寿召回朝廷，以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、以赵延寿为忠武节度使兼枢密使。对拥立功臣也重新进行了调整，以房翯为枢密使，李专美为兵部侍郎，马胤孙为礼部侍郎，吕琦为知制诰，薛文遇为给事中，刘延朗、薛文遇皆为枢密副使、枢密直学士。对一些名望素重的朝廷旧臣，李从珂也稍稍调动了一下，原端明殿学士李崧改为户部侍郎，礼部侍郎卢导则改为尚书右丞。
李从珂为报亲生爱子李重吉被杀之仇，决意将楚匡祚斩首示众，韩昭胤却劝道：“陛下为天下之父，当以天下之人皆为陛下之子，因而用法宜存至公，楚匡祚受命查抄重吉家财，也是迫不得已。现在即便是把楚匡祚灭族，也无益于死者了，徒然让众心不服。”李从珂依言，最后将楚匡祚流放登州。
李从珂见朝廷已基本稳定了下来，便欲向孟知祥问罪，李专美却劝道：“孟知祥为人谨慎，他既然敢立国称帝，必定是筹划得很周详了。朝廷刚刚经过内乱，尚还无力用兵征讨，不宜再生事端。”李从珂想想也是，只得作罢。
其实，孟知祥不用李从珂问罪，他自己称帝不久就又中风了，而且病势比上次更为严重。他自知不起，忙召集众臣，托付后事：立其第三子孟仁赞为太子；以司空、同平章事赵季良、武信节度使李仁罕、保宁节度使赵廷隐、枢密使王处回、捧圣控鹤都指挥使张公铎、奉銮肃卫指挥副使侯弘实六人为辅政大臣。
不久，孟知祥就病逝了，享年六十一岁。
王处回知道，李仁罕一向骄横恣肆，又掌握着宿卫兵权，很担心他会趁机谋乱，便建议孟仁赞先不要对外宣告噩耗，孟仁赞也有此想，并命其连夜出宫去找赵季良商议对策。
王处回一见到赵季良即泣不成声，赵季良正色道：“现今强将握兵，专等时机变乱，应当赶快让嗣君即位，以绝他人觊觎，非常时机，还不是哭的时候！”王处回连忙收住眼泪。
赵季良让王处回去见李仁罕府，他探查以下他的动向，再决定是否向其报丧。王处回依言赶到李仁罕府第后，李仁罕磨蹭了半天，才有备而出，王处回见势不对，只是问候了一番，就没有将孟知祥驾崩的消息告诉他。
次日一早，赵季良先在大殿四周严布甲兵，然后才以孟知祥的名义，召请李仁罕等中外大臣上殿，待众臣到齐以后，王处回才突然宣布孟知祥驾崩的消息，并依照孟知祥遗命，请太子孟仁赞继皇帝位。
孟仁赞时年只有十六岁，继位后更名为昶。
李仁罕自恃功高，又是孟知祥钦命的顾命大臣，果然便想趁机把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中。于是，一面令进奏官宋从会将此意告知了枢密院，一面亲至学士院等着孟昶的诏书。孟昶无奈，只好下诏，加李仁罕兼中书令，以其为宿卫六军统帅；以赵廷隐兼侍中，为宿卫刘军副帅。
“五节度使”之一的剑州昭武节度使李肇闻听孟知祥驾崩后，一直拖了十多天，才前往成都吊丧。行至汉州，又与亲友们饮酒作乐，一直到入冬，方才进入成都。入朝之际，又诈称足部有伤，要求拄拐拜见，见了孟昶也不行参拜大礼。
孟昶气愤之极，对赵季良道：“李肇跋扈无礼，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皇帝，赵公有何计策惩罚于他？帮我出出这口恶气。”
赵季良道：“为人君者，当有容人之量。李肇乃张狂小人，无能为也！当前大患乃是李仁罕，此人骄横跋扈，又掌握军权，此人不除，朝野难安。”
孟昶大悟，说道：“此事就有劳赵公了。”
次日，赵季良、赵廷隐等趁李仁罕入朝之际，突然发难，命武士将其当殿擒杀，随后即下诏公布其罪行，李仁罕之子李继宏及宋从会等数名心腹也尽被斩首。
正如赵季良所料，就在李仁罕被杀的当日，李肇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拐杖也不扶了，足部也没伤了，就一溜烟地跑到大殿之上，见了孟昶即趴在地上乖乖地行参拜大礼，口中连称“有罪”。赵廷隐等皆想趁机将李肇也杀了，孟昶却听从赵季良之言免了赦免了他的死罪，让他以太子少傅的名义致仕，迁往邛州。
石敬瑭回太原后，李从珂越想越不对劲，隐隐感到已上了石敬瑭瞒天过海的大当，他的病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重，他甚至于怀疑：石敬瑭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病！如果是这样，那此人的心机就更为可怕了，而且此人必有所图！他此时真有些后悔了，常常对李专美、李崧、吕琦、薛文遇等人说道：“真不该放石郎回太原啊！”
其实，石敬瑭虽然回到了太原，但也知道新皇帝对自己并不放心，因而经常遣人刺探朝廷动向。此时，石敬瑭的两个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、皇城副使石重裔皆为宿卫军使，而石敬瑭的夫人晋国长公主的母亲正是曹太后。石敬瑭便重贿曹太后左右之人，令其伺察朝廷的动向。故而，李从珂与众臣密谋的大小事情，石敬瑭尽皆一清二楚。
于是，石敬瑭便又经常在宾客前装得弱不经风，时常称自己疾病缠身，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希望能以此消除李从珂对自己的疑忌。
此时，朝廷有不少禁军屯驻在幽州、并州等地，石敬瑭便依照桑维翰、刘知远的计策，令各处边将故意屡屡上报契丹人入寇，以分散朝廷的注意力，同时又请求朝廷增派戌兵，增运军粮。李从珂不知详情，再加上赵德钧也屡屡要兵、要粮，只好将大批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两地。即便如此，还是不能满足两地的要求，太原、幽州隔几日就上表催要军粮，致使朝廷诸臣整日里为了北边军粮之事疲于奔命。到了后来，李从珂实在是不胜其烦了，只好下诏让他们自己筹措军粮，而且还同意石敬瑭可以向河东百姓借粮。
他万没想到，此诏一到太原，桑维翰一张尺余宽的大脸上竟满是阴笑，对石敬瑭道：“主公可将此诏命转发河东各镇，不过，须将诏书中‘可向河东百姓借粮’的‘可’字改为‘命’字。”
石敬瑭会意，当即将“诏命”通告河东全境。河东百姓一见此“诏命”，皆对朝廷心生怨望，道路之间，流言不绝于耳。石敬瑭不久又上表，说河东百姓存粮不多，难以应付军用，而且，天气已经转暖，军中急需布帛赶制春衣。李从珂无奈，只好诏命镇州向石敬瑭的总管府运送五万匹绢帛和大量军粮。
诏命到达镇州后，镇州节度使李重美不敢怠慢，命镇、冀军民动用了一千五百辆马车将布帛、粮食运往代州。石敬瑭犹嫌不够，李从珂无奈，只好又诏命魏州刺史尽快筹集军粮，以供军需。去年，魏州等地刚刚经过大旱，百姓本就饥困不已，哪里还有余粮上缴？石敬瑭却不管不顾，而且还趁机遣使严加督促，致使魏州等地到处都是流散的饥民。一时怨声载道，苦不堪言，大乱一触即发。